在中国的商业史上，很少有人像郭家学这样，经历过如此戏剧性的起落。
他曾经是中国最年轻的上市公司董事长之一，控股5家上市公司，年营收突破150亿，是中国最大的医药集团的掌舵人。他打造的“白加黑”感冒药，是整整一代人的国民记忆。
他也曾站在办公室的窗前，准备纵身一跃。2006年10月5日那个下午，他写好了给母亲、给女儿、给高管的信。担保链断裂、银行抽贷、高利贷逼债、黑社会的威胁……当所有的厄运在同一时刻降临，这位曾经的陕西首富，体会到了什么叫“万念俱灰”。
如今，60岁的他再次出发，做起了科技人参。他说，这次的目标很简单：用20年时间，让中国的人参重回世界之巅。
近期，正和岛总编辑陈为与郭家学进行了一场近3小时的深度对话。从陕南农村的苦孩子，到叱咤风云的医药大亨，再到负债累累的“失败者”，最后像他种过的人参一样，在蛰伏后顽强重生。
“漆黑的隧道终会凿穿，千仞的高岗必被爬上。当百花凋谢的日子，我将归来开放！”郭家学讲述的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起落沉浮，也是一代中国企业家在时代洪流中的磨难与坚韧。
以下为访谈内容整理。
口 述：郭家学 元气领袖秘制人参创始人、小犀牛健康科技创始人
访 谈：陈为 正和岛总编辑
编 辑：豆汁儿
来 源：正和岛（ID：zhenghedao）
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：摔碎铁饭碗，卖掉四合院
陈为：感觉你还是有商业天赋，从少年时候起就有一颗不安分的心。你是怎么走上创业这条路的？
郭家学：其实现在看，那就是一种商业的本能。
我出生在陕南农村。上世纪70年代末期，家家户户都穷。我外婆、我妈攒了鸡蛋舍不得吃，让我拿到代销店去卖。供销社收鸡蛋，一只3分5厘。我发现，如果我不去大队的代销店，而是多跑几里路去公社的供销社，一只鸡蛋可以多卖1分钱。
一筐鸡蛋上百个，就能多卖一块钱。那时候，一个农民在地里干一天活，工分才值一毛多钱，有些地方甚至只有5分钱。我利用中午放学的时间跑一趟，就能挣一块钱。那种感觉太好了。
靠着这点小差价，我成了全校唯一一个订得起《儿童文学》《中学数理化》杂志的学生。
但真正让我走向商业的，是在陕西师范大学进修的那段经历。
我中考时是全县第一，被安康师范录取。毕业时，学校要选拔两个人留校，我考上了，被送到陕师大进修。那是上世纪80年代，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。每天早上做操，大家喊的口号是“振兴中华，匹夫有责”。
每个人都觉得，这个世界少了自己，地球就不转了。
在陕师大的图书馆里，我读到了温元凯的《中国大趋势》，十几盘录音带，我全部借来听完。那是我创业启蒙的开始。
陈为：从师范学校教师到下海经商，这个跨度很大。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，让你下定了决心？
郭家学：是一张飞机票。
陕师大毕业时，我跟校长说，我想坐飞机回安康，把学到的知识尽快带回去。校长哈哈大笑，说你想坐飞机就直说。那时候坐飞机需要县团级证明，校长还真给我开了。
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。当飞机在安康城上空盘旋时，我从舷窗往下看——那个我曾经以为很大的安康县城，原来只是一个破败不堪的小地方。
我当时就在想：我郭家学的一辈子，难道就要困在这个小地方吗？
所以从报到那天起，我就开始想着离开。
但辞职这件事，我花了两年半的时间。每个周末，我都回老家跟父母“谈判”。那时候有个铁饭碗太不容易了，我父亲坚决不同意。他说，几百万人挤破头想进城，你倒好，要辞职？
最后还是我妈想通了。她是连续几届的县人大代表，有眼光。她说，他要是在这儿不安心，与其浑浑噩噩，不如让他出去闯。
1987年12月9日，我正式辞职。那天傍晚，北风呼呼地刮，我提着一箱书、一个包，走出宿舍楼。我全部的财富，就是那一箱书。
在门口遇上一个老师，他一把抱住我嚎啕大哭：“家学，千万不要辞职！现在找个工作多不容易，你可不能走！”
但我决心已下，没有回头。我坐上一辆蹦蹦车，穿过安康的北门、鼓楼大街、汉江大桥，往火车站去。一路上，我心里就一个感觉：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
很悲壮。除了满腔热血，我什么资源都没有——没钱，没人脉，没退路。
可是，两手空空，怎么创业？
我母亲就做了一个决定：把老祖宗留下的四合院卖了。那是一个好几亩地的大宅子，我的童年就在那里度过。在50年代那场运动中，核心部分留了下来，一边三间房，是我们家仅存的根。母亲把它卖了，卖了2600块钱。
2600块钱，全给了我。
村里人不认我们家了。在农村，卖宅子等于宣告这个家破产了。
我一个直系亲戚甚至告诉他的孩子：“今后不许再跟郭家学玩。”那段时间，我回去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
后来我做了陕西首富，控股五家上市公司，市值几百亿的时候，我跟母亲开玩笑：“妈，你是最伟大的投资家，2600块钱换来这么大的市值。”
母亲在那笑。
严父慈母，在我们家就是这样。
从养猪到卖医疗器械：第一桶金的炼成
陈为：从体面的大学教师，到回家养猪，这个落差你是怎么适应的？
郭家学：说实话，如果我家在成都平原，我可能早成了中国最大的农业集团了。
1987年，我做科学养猪，应该是全国最早的个体户。当时我去县畜牧兽医站请教，买书自学，用骨粉、鱼粉、玉米粉配复合饲料。每天投6次料，平均4小时一次。晚上12点投完最后一次，凌晨4点就得起来。
那时没有搅拌机，全用手工在大盆里搅。猪长得快，别人要养12个月的猪，我6个月就能养到200斤。
但养猪最苦的不是喂，是卖。
我们家离供销社十几里路。猪太懒了，你没法牵着走。你得把它捆在门板上，再把门板绑在背篓上，一路背着小跑。猪在背上动，你得顺着它的节奏闪。等到了供销社，猪屎猪尿顺着脖子往下流。
村里人看不下去了：“这娃放着好好的铁饭碗不要，回来干这有啥出息？”
但干了半年，他们改口了。我们村有个叔叔骂他儿子：“你对我的态度，连郭家学对猪的态度都不如！郭家学一天给猪投6次料，你孝敬过你爸吗？”
其实你的心在哪里，你的爱在哪里，你的精力就在哪里。那时候虽然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，但我一点都不觉得累。
卖一头猪挣的钱，相当于我在学校干一个月。一年养几十头猪，就顶在学校干十年。卖掉猪，坐那儿数钱的时候，那种感觉，太棒了！
后来我养到了上百头，想扩到一千头。我把县畜牧站的站长请来看场地。他看完说：“你哪儿都好，就一点——交通不便。养50头你能背出去，养1000头，你一天得背多少头？”
他劝我放弃。我这才意识到，光靠吃苦是不够的。
陈为：后来你又去种中草药、做医疗器械，你的第一桶金到底是从哪个项目赚到的？
郭家学：养猪之后，我承包了一个中草药种植场，在秦岭的南麓。冬天，那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。每天早上四五点，我起来给二十多个农民工做饭，然后带他们上山伐木种木耳。
干不到半小时，浑身湿透。每根头发丝上都挂着一寸长的冰溜子，甩起来哗啦哗啦响，像荷兰足球球员古利特头上那些小辫子。在冰天雪地里干了三个月，把木耳种上，我就去西安考察。
到了西安，我先找了个澡堂子。在山上天天烤松木，松木油的味道已经渗进骨头缝里，怎么洗都洗不掉。
我去团省委找《当代青年》杂志的总编，我以前在上面发过报告文学。他一见我就问：“家学，你身上什么味儿？”我说没味儿。他说不对，是一种植物油的味儿。然后他一把搂住我，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
他说：“家学，你不能再这么干了。你是个知识分子，再这么下去，你学的东西全毁了。”
我跟他说，我对未来充满憧憬，我要建中药厂，我现在是在磨砺意志、积累资本。他看我这么坚决，就帮我留在西安一家公司。
那家公司叫华青公司。我在那儿干了半年多，没拿到一分钱工资。公司一二十号人，没人赚到钱。但我通过技术转让，赚了十来万。老板说：“家学，你承包个部门吧，赚的钱都是你的，把税交了。”
我就从承包部门开始，做医疗器械。
从1991年起，我注册了自己的公司。到1994年，我成了西北地区最大的医疗器械经销公司，代理柯达、爱克发、西门子的影像器材，年营收过亿，成为西北最大的医疗器械公司。第一桶金，就是这么来的。
“中国药王”的野心：白加黑的奇迹
陈为：1996年你收购了第一个药厂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当时你的目标是什么？
郭家学：做中国药王。
1996年，有个副省长跟我说，凤翔有个药厂资不抵债，你想不想做药？我去看了一圈，第二天就签了协议。那天是12月9日——跟我辞职的日子是同一天，看来是我的幸运日。
那个药厂建成三年，年营收才30万。我收购后第一年就做到了3000万，第二年过亿。
从1999年开始，我走上了并购的快车道。到2004年底，东盛集团年营收突破150亿，成为陕西有史以来第一家年营收过百亿的企业，也是中国最大的民营医药集团。
我们收购了盖天力（白加黑）、云南白药、青海同仁等等，前后重组了40多家药厂。因为当时我们的高管大部分来自跨国公司，当时有人叫我“医药行业的联合国”。
陈为：白加黑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国民品牌。它的成功，有什么方法论吗？
郭家学：运气好，但也抓住了机会。
我收购盖天力的时候，那个工厂已经停产两年了，负资产3个多亿。但我看中了“白加黑”这个品牌。我去启东考察，那时候还不知道启东在哪儿。
到了上海一问，没有直达车，要先坐车到崇明岛，再等两三个小时的轮渡。我就那么稀里糊涂地去了，初生牛犊不怕虎。
签完协议不到一两个月，感冒药市场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。央视突然报道，某感冒药含有PPA（苯丙醇胺），所有含PPA的产品就地封存。
那是10月份，正值感冒高发季。消息一出，我们整个管理层半个月没睡过觉，饿了吃方便面，困了趴桌上睡。
但危机也是战机。我们做了几件很绝的事。
第一，我们印了3万条横幅，发到全国3万家大中型药店。红底白字：“白加黑不含PPA，请放心服用。”三天之内，全部挂上。
第二，我们召集北京医学会呼吸分会的专家，开了一场研讨会，发布了感冒治疗的“专家共识”：感冒了必须治，白加黑不含PPA，安全可靠。
然后请新华社发了通稿。标题就是：“感冒了一定要治，白加黑不含PPA请放心服用。”全国晚报、日报当天同步刊发。
央媒给我们做了一次国家级的背书。
第三，我们在包装上做了一个两三公分大的印章，中间一个五角星，外圈写的是“不含PPA，请放心服用”。中国人对印章有天然的崇拜，消费者一看，盖有红色印章，信任度瞬间拉满。
第四，也是最绝的一招。我们把全国所有经销商——从一级到二级——的库房，全部塞满白加黑。别人的药想进来，没地方放了。
半年之后，白加黑成了全国销量第一的感冒药。这个第一，维持了整整十年。
后来拜耳集团收购白加黑，全球六家跨国巨头来竞标，最后以12.64亿成交。这是中国医药史上绝无仅有的。
至暗时刻，怎么活下来？
陈为：应该是2005年前后，你遭遇了巨大的危机，人生的一个大坎，当时具体什么状况？
郭家学：说起来，最初的起因是“好心担保”。
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，陕西有几家国企发不出工资。领导找到我：“家学，你是省政协委员，给担保一下，让工人过个年。将来你需要贷款，他们也能给你担保。”我稀里糊涂就签了字。
2004年宏观调控，国务院给了几个破产指标。我担保的那两家国企，在一周内同时宣布破产。我的账户被查封，银行的一笔1.2亿贷款到期了。
省分行的行长是我的高级客户经理，他跟我说：“你上午还，我上午就续贷给你。”他让我找搭桥借款，日息1%。我想一天时间，认了。
结果我上午把钱还进去，拿着借据去找他签字，他变脸了：“总行传真下来了，不能给你贷。”
1.2亿，有9000万我一周后靠回款还上了。剩下的3000万，在高利贷的利滚利下，最后我前前后后还了8个多亿。
陈为：那段日子，应该很不好过。
郭家学：这些放高利贷的，背后大都有黑恶势力。
有一次在西安香格里拉门口，我刚谈完事出来，一个人拿着三四尺长的大刀冲过来要砍我。我的司机是军人出身，很有劲，一把把他抱住，最后那个人喊“大哥大哥，别别别”。然后我司机把刀夺了，扔到车上，直接把我送到机场。
还有一次，凌晨五点多，10辆50吨的大卡车，卸了10车土，堵在公司大门口。行政部长打电话问怎么办。我说，赶紧找挖掘机把土拉走，别耽误员工上班。
再后来，他们早上派了200个老头老太太，端着小板凳，拉着横幅——“全国人大代表郭家学还我血汗钱”，在我们公司门口唱秦腔、呼口号。还有人直接在办公室拉屎拉尿。
公安不管，去法院告高利贷，也不受理。那是那个年代的司法不公，对市场经济最直接的杀伤。
陈为：最绝望的时候，你到什么程度了？
郭家学：2006年10月5日，我下定决心要跳楼。
我写好了给母亲的信、给女儿的信、给公司高管的信。准备等天黑了就跳楼。
但下午4点多，我弟弟来了，还有公司一个高管。他们感觉不对劲，说：“你死了，公司那些历史问题谁能解决？那些关心你的人、你的亲人、你的孩子，怎么办？只有活着，才有机会。
那天，我嚎啕大哭。可能是我记事以来唯一一次大哭。
哭完之后，痛定思痛。但我后来回想，那次反思很流于表面。因为不彻底，同样的错误后来又一次爆发。
与世界500强擦肩而过：我缺了一个蔡崇信
陈为：后来你复盘自己的经历，有哪些深层次的心得？
郭家学：2002、2003年的时候，我的知名度比任正非高，企业规模比华为大。为什么最后人家做到了几千亿，而我遇上了灭顶之灾？
我想明白了——我缺一个蔡崇信，缺一个孟晚舟那样的人。
2003年底，我的CFO带我去香港见一家顶级投资公司的董事总经理。对方说：“郭总，你不是想做世界500强吗？把你控股的5家上市公司打包，设立东盛医药控股，在香港或纳斯达克上市。按市值三折作价，你占65%，他们现金投资占35%。”
我当时觉得，我的公司那么优质，凭什么打三折？我说六折。
我回来想了一两个月，又去见他。这次我说五折。他说：“你再找找别人吧，可能有人愿意给五折。”当时没谈五分钟，一杯茶没喝完，就走了。
就这样，我跟40亿现金失之交臂。
如果那次融资完成了，我现在可能执掌的是一个七八千亿营收的国际化大公司。但认知的天花板，就是企业发展的天花板。
我在耶鲁上课时，美国最大的房地产基金的董事长跟我说过一句话，我记到今天：“全球的企业家都有一个毛病——做并购的时候，拿着放大镜看被收购企业的优势，拿着太阳镜看风险。”
成功的公司都是一样的：战略、人力资源、文化。但失败的公司，最核心的问题只有一个：企业家不重视风险。
董事长必须是首席风险管理官。
陈为：除了风险意识，还有什么让你反思最深？
郭家学：分享。
你看任正非，他持有华为的股份现在只剩0.6%、0.7%了。华为十几万员工签了奋斗者协议，全员持股，全员分享。
任正非不会说“你应该干什么”，他只会说“你们不应该干什么”。他把“不”的权利留给自己，把“做”的权利分给所有人。
我没有学会分享。这种少年早成带来的膨胀，坏了我的事业。
20多岁时，我是最年轻的省政协委员；30岁刚出头，就成了最年轻的上市公司董事长、最年轻的全国人大代表之一。荣誉来得太早，该学会的没学会，企业家的坏脾气全学会了。
我自己的性格暴躁，在一些关键的商业谈判中，坏脾气直接导致了失败。这次创业，那两本反思录上写的东西，我都要克服。
老字号广誉远为何能“起死回生”？
陈为：后来你接手广誉远，把这个400多年的老字号盘活了。怎么做到的？
郭家学：我进入广誉远的时候，它已经停产两三年了。之前有家上市公司托管了一年多，当地政府说再给你2000万搞活它。人家说：别说2000万，你给我两个亿我也不一定能搞活。人心涣散，质量出问题，一堆烂账。
我去看厂，是在SARS疫情期间。整架飞机就我和一个同事。到了晋中，市长一看我就说：“你来自疫区，最好坐对面，我是抗疫总指挥，如果我被传染，麻烦就大了。”
我们接手时，广誉远负资产两个多亿快三亿。
我的打法，第一步是文化梳理。我发现它有个70年代建的老展览室，挂着毛体语录的锦旗，破破烂烂。但我灵光一闪：这个厂几百年历史，文物去哪了？
我派人去故宫博物院，待了将近两年。把涉及广誉远的历史文物全部找了出来：嘉靖皇帝给“龟龄集”的赐名，田文镜给雍正皇帝奏折的朱批，乾隆皇帝的御批“甚好足嘉也”，慈禧太后赐的牌匾……全复制回来。
派去的人还跟故宫研究员合写了一本书，叫《皇室养生龟龄集探秘》，以故宫出版社的名义出版。凡是吃龟龄集的人，都会去翻翻这本书。文化的传播，起了关键作用。
第二步是恢复古法炮制。过去几十年为了降药价，安宫牛黄用人工牛黄替代天然牛黄，熟地黄一蒸一晒就算完事。我们花了三五年，把工艺恢复到1978年前的古法。
有人说，九蒸九晒是封建迷信。我们立项做了科研，一蒸一晒、两蒸两晒……一直做到九蒸九晒，每次检测成分变化。结果发现：一蒸一晒的熟地黄，大分子多糖占绝大多数，人体不吸收；九蒸九晒之后，90%的大分子转化成了小分子多糖，能增强免疫力、填精益髓。
还有一味药引子——老陈醋。过去的老陈醋要在阳光房里晒三年，日晒夜露，20公斤醋晒成1公斤醋膏，才用来炮制鹿茸，去掉鹿茸的燥性。我们连这个也恢复了。
过去生产龟龄集很迷信：晚上12点要敬天敬地，女人不能在场，不能有狗叫，不能有鸡叫。为什么？因为生炼失败的概率很高，不是炼糊了就是没炼熟。他们把失败原因归结到这些禁忌上。
后来我们用华罗庚的优选法，开发了机械化炼丹炉，把每个环节的条件精确控制。现在生炼成功率100%。
这就是科学，并非迷信。
第三步是品牌重塑。我们把广誉远的产品定位在“三高”：高品质、高价值、高价格。专柜开在哪里？LV、爱马仕开在哪里，我们就开在哪里。五星级酒店、奢侈名店聚集的机场，都有广誉远国药堂。
我们还在全国建了二三十家博物馆。北京前门、上海外滩罗斯福公馆、西安、山西……每一个国药堂，都是一个小型文化传播中心。
短短十来年，广誉远从一个偏居一隅、濒临倒闭的地方小厂，一跃成为全球中医药领域最高品质的代表性品牌。
白加黑的成功，靠的是精准定位和抓住危机；广誉远的成功，靠的是文化再造和价值重塑。
陈为：你对广誉远感情很深。后来失去它的控制权，一定很难受吧？
郭家学：是的。虽然我把它盘活了，品牌价值做起来了，但后来因为资金链再次吃紧，我不得不在2021年引进山西国资，让出了大股东的位置。
广誉远现在跟我没有关系了。但它就像我的孩子一样。孩子长大了，终究是社会的。我希望这个品牌能持续成长，不仅造福中国人，将来也能造福世界。
第三次创业：跟人参较劲
陈为：你这次新的创业，是第三次创业，做科技人参。为什么看上了人参？
郭家学：这也是我反思的结果。过去我要的东西太多了，要做世界500强，要干这个干那个。不够专注。
2013年，一个长白山人参世家的朋友来找我合作。我想了想说不行。我说我几十年没做过没有差异化的产品，你这个就是农副产品，我不做。
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他用十年时间，去打造人参的差异化。
中国95%的人都知道人参好，但95%的人没吃过。为什么？三个痛点。
第一，吃了怕上火。第二，食用不方便。出差带一根参棒子，牙都崩断了也咬不动。回家煲汤，蒸五六个小时，谁有那个耐心？第三，吸收率低。五年六年的人参，能被人吸收的小分子皂苷只占2.5%，97.5%的大分子皂苷都排出体外了。
我这个朋友跟吉林大学、中国中医科学院合作，用20多项专利解决了这三个问题。
我们找到了人参上火的物质——Rb1、R0等，在特定温度、压力和生物发酵条件下，把它转化成了零。现在谁都能吃，吃了不上火。
我们把便利性解决了。撕开包装，直接就能吃。
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把吸收率提升了30多倍。90%的大分子皂苷转化成了小分子，人体能吸收了。吃一根我们的人参，相当于过去吃几十根普通人参。
陈为：听你的描述，这不仅是农产品，更是一个科技产品。
郭家学：对，这叫科技人参。
我们还根据场景开发产品。有即食的秘制红参，办公室里累了吃一根；有液体元气领袖秘制红参咖啡，高速服务区加完油喝一罐，十分钟长精神；有胶囊咖啡，给讲究小资的白领；还有针对癌症术后康复的微丸，是樊代明院士建议我们开发的。
很快元气领袖秘制红参酒也会上市，口感好，滋补，不上火。未来还可以加进水里、面包里、面条里。这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地图。
在商业模式上，我也做了颠覆性创新。
过去做白加黑，要先建销售队伍——省区经理、小区主管、医药代表，大几百号人，两三年才能出一个品牌。
现在我做合伙人制。在每一个地市，找三五个有资源、有经验的合伙人，组建有限责任公司。我们出20%股份，他们出80%。合伙人公司可以在当地开店、做团购、进商超，组织网状结构。
这叫统一战线的思维。我从毛泽东选集1-4卷里学到的。中国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——统一战线、党的建设、武装斗争，同样适用于创业。
我不再自己建队伍，而是动员社会力量来共享发展成果。
陈为：创业千头万绪，你平时怎么充电学习？
郭家学：过去大多数时候，我基本一周读一本书。这两年因为全身心扑在这次创业上，一年也能看20本左右。我看书很挑剔，正和岛出的书我基本全看。
人生如参：哪怕被践踏，蛰伏之后，还会开放
陈为：创业38年，高峰待过，低谷也待过。逆境的时候，你如何治愈自己？。
郭家学：我有过两次严重的抑郁症。2018年股灾加上父亲去世，2021年失去广誉远控制权。整夜睡不着，天天想死。觉得这辈子什么都经历过了，最辉煌的、最惨烈的，都尝过了。
但我没吃过药。我找到了治愈自己的方法。
晚上睡不着的时候，我会问自己几个问题：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，会导致我死亡吗？会导致我失去自由吗？会导致我失去亲人、失去团队吗？
如果都不会，那你为什么不睡觉？明天一觉醒来，自有办法。
要学会与自己心中的“小我”对话，去说服自己。
再一个，要把思考的重点写下来。我每天有个习惯，在手机备忘录里列出来：今天做错了什么？核心要务完成了没有？明天的要务是什么？我要求公司所有管理者，每天反思一次。每个月留一整天，把自己关在家里，吃两包方便面，把下个月、下个季度、下一年的核心战略重新审视一遍。
还有一个，要有几个真正信得过的朋友。
这几年，我每个月来北京，几乎都跟田涛老师，跟你，见一面。把心里那些想不通的事说一说。即便你们给不了具体的答案，但说完了，包袱就放下了。
陈为：你说过人参与人生的相似性，能具体讲讲吗？
郭家学：人参长在荒郊野外，经常被野生动物践踏。有些百年老山参，被踩踏之后，可能五年都不发芽。但它没有死，它在蛰伏。五年之后，它又重新发芽。
我通过人参，看到了人生。人身上要有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。创业不是所有人都能干的，成功的概率不足1%。走向失败是必然的，没有永垂不朽的企业。
任正非都说，华为总有一天会死去。他今天所有的管理、创新，只是为了让那个死亡的时间延迟、再延迟。
所以，创业者必须学会独自承受风险、独自面对挑战。
我常说一句话：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，因为坚持的人太少。
最后到终点的人，就是那些坚持下来的人。大多数人，输在起跑线上，或者输在中途。
陈为：李敖写过一首诗叫《我将归来开放》。坚韧的人，度过蛰伏期，还会再度归来开放。这次再出发，你的目标是什么？
郭家学：专注。我创业到今年38年。三十八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。
我旺盛的精力估计还有20多年。在未来20年，我只有一个目标：让中国的人参重回世界之巅。
即便成不了王，我奋斗过，努力过，无怨无悔。
我的人生，就像那根被踩踏过的人参。蛰伏了，但没有死。到了春天，它还会发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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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校| 豆汁儿主编| 孙允广